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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农业农村发展研究院:中国农业向何处去?

来源:国家农业农村发展研究院 2018-12-11 09:35:13| 查看:

 
  今年正值我国改革开放40年,大家都在做总结,我也希望通过回顾40年的改革,判断我们目前到底处在什么样的阶段?我们希望从整个有农业以来的历史看看大概经历了几个阶段;接下来站在人类整体转型的四个阶段,谈谈最近二百年,包括我们眼前这几十年;最后谈我们自己。
  
  农业起源有各种各样的说法,一般认为,农业有八大起源地,主要包括:中国起源中心、印度起源中心和印度一马来亚起源中心、中亚起源中心、近东起源中心、地中海起源中心、埃塞俄比亚起源中心、墨西哥南部和中美洲起源中心、南美起源中心和智利起源中心以及巴西一巴拉圭起源中心等。为什么农业会起源到这些地方?或者说为什么那个时候起源了?我们地球上所有星球之间都有它的作用,有它的规律,会导致气候发生一些重大变化。哥本哈根大学有一个研究小组在格陵兰岛打的05号冰芯(GICC05),通过氧同位素比率来代表气温。测量的数据可以到12万年前,我们用的是近两万年。目前用这个代表全球的气候变化,特别是北半球。国内无论是竺可桢做的五千年的气温变化,还是葛全胜等做的历史时期气候变迁的研究,都跟通过05号冰芯(GICC05)所做出的趋势较为类似,但有些小的差异。
 
国家农业农村发展研究院:中国农业向何处去?
  
  通过这个趋势会发现为什么农业起源发生在一万年前。大概是在一万两千或一万三千年之前,这个时期是旧石器采集狩猎时期,气温突然有一个升高,人口大量增加。随后气温出现了一个几千年的下降过程,人口增速也降下来。但是在这个过程中,人类开始学会了把东西储存下来,学会了饲养、种植。等到一万年前左右气温再升高的时候,我们刚才看到那八个中心,农业逐渐就形成了,种植业开始奠基下来。
  
  从新石器开始,西亚、非洲、黄河、长江等这几个农业起源地是目前大家公认的。这几个起源地大家看没有欧洲,欧洲在农业起源上没有任何贡献,但是工业革命从欧洲起源。那么农业起源以后在公元前大概是六千年左右的时候,西亚北非的农业才开始向欧洲走,欧洲原来是采集狩猎经济,农业向欧洲的传播大概经过了三千年左右的时间。农业的传播过程当中,沿着道路的两边都是发达的农业,离开道路两边较远的地方都是比较落后的。森林、牧地等等完全保留着,这就跟亚洲不太一样,到今天为止这个一直遗留。
  
  再向后走,公元前2200年左右,整个地球发生一个大变化,温度急剧的下降。现在的里海西北、高加索山脉以南这个地方,当时的马拉战车非常先进,由于气温下降,牧草等产量下降不足以让人类生存下来,于是开始向欧洲包括印度等地进行人口大迁移,迁移于是就有了历史。我们黄河流域之外的地方很多都有农业的起源,但是为什么后来都衰落了,只留下被视为我们华夏文明的起源的庙底沟二期文化,主要在于气温的原因。过去发展的不错,但是可能过度消耗掉了,突然间气温急剧下降的时候就没有能够继续生存下来。
  
  从这个时期起,我们中国就出现了与欧洲完全不一样的文明,我们的文化是内聚的,厚土重迁的。欧洲其实就是雅利安人通过马拉战车向全世界,特别是向欧洲入侵的一个过程,所以他们不难理解他们为什么这么崇拜马。由此形成了两个民族的不同性格,决定了中欧文化以后发展的差异。
  
  接下来看古希腊,大概公元前800年左右的时候,气温又出现一次急剧下降。凡是气温下降的时候,都是我们人类出现文化特别繁荣的时候,这时出现了古希腊和古罗马文明,一直持续到中世纪。我们从秦汉开始进入一个新的时期,即传统农业时期,主要特征是铁器和牛耕的使用。不过农业社会,气温变化的影响非常大,凡是出现低温都导致灾害,我和李军老师一起做的每十年四级以上旱灾的次数显示,中国历史上每十年战争的次数,以及出现的人吃人或者易子而食的现象,跟气温都能对应上。也就是在农业经济时期,气候导致灾害、灾害导致战争等等一系列的东西,在传统农业经济时期,这种现象是符合马尔萨斯定律的。
  
  但是,公元1800年前最重要的事件是东罗马帝国1453年的灭亡。从这一时期开始,特别是从1500年哥伦布美洲大发现之后,到1800年这三百年一个大的交换,为工业革命提供了非常重要的基础,这个是我们以往研究工业化所忽略掉的。土耳其奥斯曼帝国1453年占领了君士坦丁堡(即现在的伊斯坦布尔),整个亚欧大陆,在1500年之前,我们整个亚洲,包括中国在内的丝绸之路是全世界最发达的地方。特别是元代,蒙古人的时候那通道打得非常好。我们的瓷器、丝绸,包括茶叶运往欧洲,供上层阶级使用。但是因为奥斯曼帝国兴起后,开始大幅征收过路过桥费,欧洲人没办法开始寻找建立来印度包括到中国的新通道,于是有了对美洲的探索。从哥伦布美洲大发现之后整个世界格局就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第一,关于人。欧洲人到了美洲,因为本身带着病过去,当地人没有免疫能力,这个病导致了90%的当地人死亡。那么这时候怎么办?为了赚钱,这时开始了有了非洲的黑奴贸易。具体数字有各种说法,大致是到岸1500万或3000万人这样一个区间,中途死亡有人说70%、80%,也可能少一点,但可以看到在工业革命之前,非洲的黑人做出了很大的牺牲。第二,药物。从新大陆来的奎宁,为欧洲殖民非洲提供了方便。第三,最重要还是农业食物方面进行的大交换。新大陆来的这些薯类、玉米、番茄等等,开始向全球,包括欧洲、中国开始引入。得益于这个大交换,明清时期我们的人口从一个亿跳升到三亿、四亿,如果没有美洲作物是绝对不可能的。那再往前走,宋代开始,在宋代之前,我们大概人口有五千万到六千万。那因为宋代引进占城稻之后,我们跳升到一个亿。品种的引进,但最主要讲还是美洲作物引入后以后我们人口激增。这些的变化导致了产量的增加,为我们工业革命提供了最重要的基础。第四,还有一个最重要的贵金属,就是黄金白银。来自美洲的黄金白银,为工业革命奠定了巨大的原始积累。美洲大量的黄金白银,流向了欧洲。欧洲主要是掠夺的方式,一开始是抢,后来是建立殖民地,再把它运回欧洲。十八世纪,大概7.5万吨运回欧洲。有5万吨的白银流到中国,其中从欧洲2.6万吨,从马尼拉将近2.5万吨左右。
  
  但是,我们丝绸之路获取的收益最后清末赔款全给丢掉了。这个我稍微统计,不是特别准确。累计我们各种赔款的支付,折合海关银13.3亿,合大概4.97万吨的白银,其实相当于十八世纪100年我们所积累的东西,全都给糟蹋了,我们的家底,就消耗掉了。
  
  重点我们回到工业革命起源之前。D Gale Johnson讲了一个工业革命起源首先需要农业革命达到两点,第一个是农业本身的劳动生产率提高,第二个是总产量增加。在欧洲农业革命是什么含义,第一次从十五到十八世纪,经过英国两次圈地运动,开放共有地大家去抢,就变成私有的,抢了之后围起来养羊,英国成为纺织品的世界贸易中心。
  
  第二次是最主要的是从1760年开始,农业生产方式方法的变革是在议会许可情况下进行的农业革命。第一个是由三圃制变成四圃制。就是原来有休闲、冬作、夏作加休闲,一年有三分之一的地空着,为了培肥地力,就变成四区轮作,四圃制,大头菜、小麦、大麦、三叶草就没有休闲了,也就说土壤充分地利用,同时又有了肥料,让土壤肥力提高,这是耕作制度的变化。第二是借鉴我们中国历史上的框型犁技术,开发了播种机中耕机等。第三是美洲作物的引种与传播。第四是畜产品种的改良,就是这四个作为农业革命的代表。
  
  这些看起来觉得很伟大,但其实欧洲近代意义上的农业革命,我们在一千几百年,多肥、多熟种植、深耕细耨、灌溉排水。这些特征从战国开始都已经形成。多肥从战国时期就有,铁制的曲面犁,汉代我们就成熟了。欧洲直到地理大发现时期之前,只有亚洲和非洲在用,包括欧洲在内,还是过去传统的木头的橛子之类的,根本没有这种铁制的犁。接下来种植,两年三熟我们从汉代北方开始出现,双季稻、稻麦两熟在宋代江南开始实现,一年三熟在明代岭南出现,一直到清朝时期,基本整个间作、轮作、套作完全成熟。也就是说,我们农业革命其实很早就发生了,也就是因为这种方式,使我国农业发展在历史上曾一直长期处于世界领先水平。
  
  今天这个话题,主要是把劳动生产率串起来,单产乘以劳均耕地面积。劳均耕地面积在传统农业时期,我们没有现在的工具,基本是固定不变的,或者是差不多,也就说单产就决定了国家劳动生产率高低。我们看播种量和收获量,播下去种子和收获之间的比,同样一个种子我们获得了十几颗或者几十颗产量。而欧洲大的英格兰,包括法国,直到近代农业革命的时候,才达到十几倍。也就说我们在汉代甚至更早的时候我们就到了这个水平,也就说那个时候我们农业劳动生产率就是世界最高的。
  
  那么刚才讲了有了农业革命为什么没有工业革命,其实冯开文老师也讲了这个问题。这是一个待研究的,依然是个金矿,还是未解之谜。除了农业革命有了变革,还需要其他一些条件。
  
  第一个我觉得还是原始资本的积累,欧洲就是掠夺积累,从南美积累这么多财富。第二个要有一个庞大的工业品消费市场,吃够还要穿好,首先纺织品,特别英国作为贸易中心之后,创新有了激励,降低了劳动成本的技术需求。这里我还想谈一个强有力的政府,因为所有这些东西,都不是在英国最先实现的,包括自由产权保护制度等,这是为什么?英国能行,跟他当时在所有国家政权里面,它是最强大的。农业革命是工业革命的一个必要条件,如果没有前面这部分,这些都不可能。也就是因为有了农业革命,工业革命成为可能后,我们从1800年开始,从全球整体来讲,出现了大分流,也就进入我们今天所讲的结构转型。在此之前,其实从人均收入来讲,没有什么变化,但有所波动。今天所讲的生存工资,就是我们的贫困线,就能活下来。刚才讲我们说中国农业劳动生产率非常高,为什么?我们人均水平跟全世界是一样的,但中国的人口当然世界最高的,我们一个家庭劳动力所负担人口最多的,就因为劳动生产率比较高,所以中国人口能够生存下来。
  
  所以说,在工业革命之前,我们农业是世界上最领先的,那恰恰从工业革命之后,我们落后,我们现在是处于追赶的一个过程。从1800年开始,真正进入了农业转型,主要是农业国向工业国转变的一个过程,称为结构转型。结构转型完成的标志就是无论是劳动生产率还是资本生产率,在农业和非农业都达到高度的一致,在高水平达到一致。
  
  为什么有时候又说农业转型,是因为结构转型观察的就是从农业为主的经济向完整的一个现代经济体系转型的过程,所以我可以理解为农业转型,只不过你关注点不太一样,其实这两层内涵是一个东西。农业转型整体从全球来讲主要包括四个相互联系的过程:农业在GDP和就业中的份额不断下降、现代工业与服务业的兴起、农村人口向城市的不断迁移、从高出生率高死亡率向低出生率低死亡率的转变。
  
  哈佛的Timmer教授在2008年做过一个研究,他用了86个国家从1965年到2000年的截面数据,做了农经领域非常熟悉的一个研究。我们过去一直说,为什么农业占GDP的份额总是发展得快,但就业份额下降的慢,我们都知道,但背后的原因都熟视无睹。Timmer教授把86个国家放在一起之后,做了一个简单数学的变化,用GDP的份额,农业占GDP的份额减去农业占就业的份额,它出现肯定是负值。他其实发现一个规律,把外界的边缘连起来,就是一个U型的曲线,横轴是人均的GDP,随着经济的增长,特别是有了工业化之后,份额差值开始拉大,拉大到一定阶段之后,到达了他认为这个拐点,我称它为Timmer拐点,然后开始收缩,收缩,一直到最后,右边两边趋近于零,差值为零,那个时候农业GDP和就业份额完全一致,而且人均GDP在非常高的水平上,整个这个过程,就是在1800年以来,我们现在整个全球真正实现工业化的农业转型。我们不同的国家就处在不同的点上。这个拐点在1820到1965年,大概人均GDP一千美元到这个拐点,1964年至1974年是1109美元,1975年到1984年是6300美元,1985年到1994年是7800美元,1995年到2000年是15000美元,这都是以2000年为不变美元。
  
  Timmer教授还发现一个现象,这个点它不是固定不变的,不是说到1000就是,而是随着时间的发展,拐点向右移,需要人均GDP水平越来越高,那这意味着越是落后国家想要完成一些转型,想要快速的向后转,越来越困难。他还发现,亚洲国家平均大概是1600多美元,而整个其他国家是11000美元。亚洲包括韩国、日本,包括中国台湾在内,包括印尼等这些国家,发现不太一样。究其原因,这些国家很早就重视了农业的发展,通过改善农业贸易条件,就使这个拐点早点到来。
  
  这里我想主要讲它拐点的含义是什么?在拐点到来之前,农业劳动生产率增长,落后于非农业劳动生产率增长,那农工之间带来收入差别的压力,给社会带来很多问题。任何一个政府它如果出现这个社会压力,会面临很多困难,早点过拐点,压力就会早点减轻,主要是这样一个问题。
  
  Timmer教授在发展经济学手册里面有一章专门讲的农业转型,他对人类整个1800年以来,整个农业转型做了一个阶段的划分,把农业转型分成了四个阶段,用了四组学者的名字。
  
  第一阶段称为“莫舍尔阶段”,即农业转型的初始阶段。在这一阶段,由于农业依然是国民经济的主体和主要就业渠道,因此世界各国都普遍高度重视农业的健康发展,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和激励机制建设,促进农业技术进步。只有农业劳动生产率得到提高,才有可能为非农部门发展提供食物、劳动力和资金积累。如果在这一阶段急于求成,采取重视工业而忽视农业的策略,常常会带来严重社会灾难。
  
  第二阶段为“约翰斯顿-梅勒阶段”。在这一阶段,农业通过多种方式支持和促进非农部门发展。诸如,向非农部门提供土地、劳动力和资本等生产要素,向全社会提供食物,为工业品提供市场,赚取外汇以及提供环境价值等等。这一阶段的政策重心是建立良好的要素市场,促进农业资源向非农部门流动。在这一阶段,由于农业与非农业劳动生产率差距逐步拉大,农民会承受农业转型带来的诸多痛苦。
  
  第三阶段为“舒尔茨-拉坦阶段”。一个国家农业转型进入第三阶段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梯莫尔拐点”的出现,农业增加值与就业份额之差(农业在GDP中所占份额减去农业在就业中所占份额)呈持续性缩小趋势,农业就业人口数量开始出现趋势性下降,这一阶段的农业就业比重普遍低于50%。在这一阶段,较为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已经建立,农业已经完成了为工业化发展提供资本积累的历史使命,开始转向加快提高自身劳动生产率以缩小农工差别和城乡差别。这一阶段的政策重心是建立城乡统一的劳动力市场和金融市场,以及加快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使农业真正地融合到现代经济体系中。
  
  第四阶段为“约翰逊阶段”,也就是高度工业化国家或发达国家的农业。一个国家的农业转型进入第四阶段的重要标志,就是农业就业比重降到15%以下(上世纪九十年代以前的标准为20%),人均GDP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在这一阶段,城乡收入差别基本消失,农业与非农业劳动生产率趋于一致。如何进一步开发农业的多功能,充分挖掘农业在养成美好生态环境、良好生活方式和大健康产业体系等方面的价值,是各国农业发展的主要任务和政策重心。
  
  这四个阶段,我加了问题和政策,这是另外一种研究。我这里用了三个问题,第一阶段、第二阶段,我用了一个食物问题,这是Schultz和D Gale Johnson发现的。1953年Schultz在《农业经济组织》里最早发现一个特别有意思的现象,就是低收入国家,包括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当低收入阶段经济起步的时候都遇到了一个问题,叫食物问题,他起名叫Food Problem。
  
  但是到了发达国家之后,不再是这个问题,而是叫Farm Problem农业问题,这是舒尔茨最大的发现。到1973年的时候,D Gale Johnson进行了系统的理论梳理,他在1973年《扭曲的世界农业》里面做了一个更系统的分析。到1986年的时候,日本的速水佑次郎又进一步进行了完善,他发现日本、韩国快速工业化过程当中,虽然还没有出现像发达国家那样的农业问题,但是也遇到类似的情况,他认为农业问题说法不太合适,应该叫农业调整问题。但我觉得还是叫农业调整,只是发生在第三阶段,就等于说快速工业化过程当中,但还没有到发达国家的阶段而出现的。
  
  这个是针对不同的发展阶段农业问题的演进,那什么是食物问题?我们简单来讲,当食物消费需求没有完全得到满足,一有钱我马上要多吃点,多用点,那么食物需求的收入弹性就非常高。随着人口增长,人均收入提高,那农产品或者食物需求增长,远远快于供给的增长,供给跟不上,大家想肯定带来农产品价格上涨。这个上涨会给工业带来制约,工人的工资必须要涨,工资不涨的话,那他的生存工资跟我们刚才讲的是一样,那他没法活。生存工资要涨,就不利于工业的同比扩大再生产。通过劳动力市场,把农业、非农业联系起来,低收入国家在工业化初期,遇到的是统一的都是食物问题,这是一个规律性的现象。
  
  相反发达国家,食物需求的收入弹性接近于零,甚至等于零,他的需求增长仅仅取决人口增长,但实际上越发达国家人口增长越低,都不愿意要那么多孩子。从另一方面看,农业里面技术的体系非常完备,就会出现农产品供给增长远远大于需求增长,农产品价格长期要下跌。从经济学角度看,农业资源就浪费了,应该向非农业转移,但这个转移也是困难的,主要在于:第一,用在农业里边的一些基础设施,转移不出去,没有用;第二,上了年龄的劳动力,过了45岁,转移到非农业非常困难,这就会出现虽然其他行业赚钱,但又不能转移过去,由此带来了社会的压力,引发社会不满和不稳定。舒尔茨意识到在美国等发达国家,是因为食物需求增长停滞,导致了这样一个社会问题,所以需要对农业进行支持进行补助。但是发展中国家正好相反,是因为不够吃,制约了工业的发展。当然我这个说的比较简单。这两个极端的情况。
  
  那么速水佑次郎发现了什么?他发现日本、韩国,包括我国台湾,还没有到高收入阶段,还不是发达国家,但是因为这些国家人均农业资源有限,跟我们现在比较一致。在这个过程当中,农业劳动力生产率低于非农业劳动生产率,跟这个拐点也是一样的,在拐点之前,就是农工间收入差别非常大。可能大家会想,拐点之前是这样,拐点之后也是这样(农业劳动生产率低于工业劳动生产率),为什么那个时候不是一个问题?因为那个时候大家关心的是工业化还没有起来,那只能牺牲。过了这个拐点之后,就变成一个问题,跟高收入国家一样,个人转移不出去,也会遇到社会问题。所以包括日本、韩国,没有到高收入阶段,就已经开始进行农业保护。原因就是因为中高收入阶段其实遇到农业调整问题,也就说在农业发展的这四个阶段里面,头两个阶段都是食物问题,那后两个阶段,你可以叫农业调整问题,也可以叫农业问题,采取了政策对农业保护,这就知道我们现在所经过的这个过程。
  
  现在讲一下解决食物问题这个途径,逻辑上是这么几个路径:
  
  第一就是促进农业技术进步。既然农业生产力跟不上,就要尽快让农业供给曲线移动就可以了,但是,越是不发达国家,越缺乏完备的农业技术研发与推广体系,无法从根本上利用这一良策来解决食物问题。从全球来看,只有英国做到了在率先工业化的同时,从一定程度上做到了重视先进农业技术的研究和采用。
  
  第二个依靠商业进口。需要外汇,低收入国家缺乏这方面的钱,即使有钱还要从事工业设备等等的进口。历史上只有英国通过商业进口解决他这个问题,最有名的谷物法之争是1846年《谷物法》废除。但是英国是Timmer拐点在前,其实相当于食物问题还没有完全解决的时候,英国已经先过了拐点,这是先发国家一个特有的一个现象。
  
  实际上在《谷物法》的时候,因为阻碍了商业的进口,导致了国内农产品价格上涨。当然农民其实也不愿意,地主愿意,因为他主要靠租金,英国早期是土地、劳动、资本是分开的,完全三个阶级。工业的压力多来资本的压力,马尔萨斯代表地主,李嘉图代表产业资本家,表现的是两个学者的争议,背后是两个大的利益集团之争。最终是以废除《谷物法》为标志,当然是产业资本家获胜,开始大量的商业进口。当然,商业进口最后并没有进太多,因为出现了俄罗斯的克里米亚战争和美国南北战争,整个进口中断了。英国农业从这时候开始进入一个更繁荣的时期,大概三十年左右,就不需要任何保护,没有任何保护,但是它发展得很快。
  
  第三个途径是殖民地掠夺。回到工业化之前,三百年间整个美洲大交换过程中,第一个掠夺了黄金白银的是欧洲国家。回到近代,我们从农业市场本身来讲,日本1918年出现了全国范围的大米骚乱,其实当时也遇到了食物问题,价格暴涨,工人也受不了,开始造反,导致寺内正毅内阁的辞职。以此为契机,开始对我们的满洲、台湾,包括朝鲜进行殖民地掠夺。
  
  第四个就是食物援助。非洲国家目前主要是靠这个办法。当然背后也还是丧失很多主权。几乎是所有的后发的国家,解决食物问题最终都不得不走农业榨取的政策,是没有办法的办法,那这个实际上大部分都是这样做的。通过强制低价征购农产品,运到城里面,卖给城里的消费者。那这是解决食物问题必然的。但是,长期依赖外援有损本国农业基础,而且容易在其它领域受制于人乃至失去政治独立性。这是包括中国在内的大部分发展中国家所不能采用的。
  
  2004年之前,我国处于农业转型的第一和第二阶段。在这两个阶段,为了发展国民经济和促进工业化发展,也采取了从农业中汲取剩余、以农补工的发展策略。只不过我们当时起步的基础条件更差。从2004年开始,中国农业转型进入第三阶段(第三部分将会专门论述),转向依靠农业支持政策来缩小农业与非农业劳动生产率差别。
  
  2004年,当时的胡锦涛总书记提出“两个倾向”的判断,我觉得正好符合我们中国,也到了这个时候。总书记做的判断是非常准确的,我们国家到了现在这个阶段,而且符合时代的规律。但是我们学者并没有在国际学术界有任何贡献,这个贡献在1953年的D Gale Johnson和Schutz已经完成了。
  
  衡量一个国家真实财富水平应该是农业的劳动生产率。为什么这么讲?刚才Timmer拐点之后的转型结束点即份额差为零那个点,当农业转型完成了,农业劳动生产率应该跟非农业基本趋于一致,那农业劳动生产率就可以代表一个国家财富的一个重要的标准,如果农业劳动生产率不高的话,现代化绝对是没有完成的。
  
  农业劳动生产率不好算,D Gale Johnson在《农业与国民财富》一文中提出一句话,其实用农业就业的比重就是一个更准确的指标,比例越低,农业劳动生产率越高,如果没有这个能力,不可能这么低。用这个看一看,我们什么时候能占到15%、10%、5%,才真正进入转型新的阶段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到底他们处在什么阶段,因为我们要去跟他们交流,不同国家处在不同转型阶段,他们的农业政策着力点、困难不太一样。发达国家是在第四阶段,现在没有第一阶段,都过了第一阶段,都在第二阶段,我们在第三阶段。现在发生这种交流,这很重要,我们在很多领域,包括从人均GDP等等,比别人落后太多。第二阶段这些国家,农产品价格涨一点,就会出问题。在国际贸易中因为我们的产品需要导致价格上涨,对这些国家来讲,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在跟他们进行贸易合作的时候,想办法能弥补它粮食的不足,就为它转型降低困难提供了方便。
  
  发达国家第四阶段,就是一个农业收入问题。我们重点还是讨论这个第三阶段。主要谈舒尔茨和拉坦。舒尔茨在《改造传统农业》中提到,我们需要现代要素改造传统农业才能带来新的增长,这是第一句话。第二,拉坦说,制度变迁的方向跟国家资源禀赋的变化方向一致。所有国家在第三阶段的时候,核心的目标就是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但是走的路径可能不一样。第一句话是一样的,无论如何我们有了完整工业体系,我们开始可以把工业一些东西加在农业里面改造。我们如果没有工业里面技术的进步,我们农业的改造是非常困难的,这是第一个,就是改造传统的农业,真正的改造传统的农业。
  
  第二个怎么改?需要根据各个国家资源的特点,土地稀缺的,就要考虑怎么样提高土地生产力,劳动力稀缺的,就要考虑怎么提高劳动生产力。我们国家到这个阶段的时候,我们都缺,但是我们更缺的是土地。为了提高劳动生产率,也需要这两个之间做一些策略上的选择。各个国家在这个过程当中,一定要选择不同的道路,一定是如何用现代工业的成果,改造旧的传统的使之变成一种新的农业的体系,在这个过程当中根据不同资源的稀缺程度,来选择不同的技术性的方向。
  
  接下来回顾我们自己转型的历程。第一阶段有两个大的波折,1959-1961年,这时候就按Mosher讲的,在农业为主的时候不重视农业,就会带来问题。1958年大跃进,不是说1959年、1960年出现灾害了就一定要出问题,是因为1958年粮食丰收,都去炼钢铁,粮食没有收,烂在地里面,到灾害来的时候大家没有办法。这个灾害就是因为我们当时为了搞工业,忽视了农业。
  
  第二阶段从1970年至2003年。为什么我们回顾40年,一定要站在新中国成立70年,1978年为什么这么改,是因为改掉一些问题,但如果没有前边那么多的牺牲所带来的国家工业化重要成果,我们之后是做不成的。所以我们不能割裂谈,光谈1978年以后重大的成绩,而忽略那二十年甚至三十年我们农业里面所做的牺牲和工业里面的进步是不合适的。之后从2004年到现在我们走的是第三阶段。
  
  在第二阶段、第一阶段我们解决食物问题时,采取了共性和特殊性的政策。共性就是农业榨取政策,第一个是统购统销,从1952年到1984年,之后一个收尾,1985年到1991年双轨制,从1994年我们彻底放开。中间还有农业税,真正的农业税的条例是2006年取消,但实际上中间也包括农业特产税等等,并不是都在收,到后期时候有些不收的,2006年彻底没有了。
  
  也就是说,这个阶段是农业为工业化起步做贡献的阶段,这是李薇在西北农大当时博士论文在1993年的测算,从1952年到1990年我们通过各种渠道,农业为工业化所作出的贡献大概9528个亿,这是国内的学者做的最权威的,最早的。那如果把台湾算进来,当年李登辉在康奈尔大学博士论文做的就是这个东西,研究台湾在工业化的时候,牺牲农业支持工业里面,那个贡献有多大。这个是我们看得见的,就是通过压低农产品价格,所导致的牺牲农业支持工业所作的贡献。
  
  第二个特殊性,这个是其他国家所没有的,是我们特有的,也就说农村集体所有的农业用地转为非农业用地的时候,你必须先得以征购的方式卖给国家变成国有土地,国有土地再通过出让的方式大家再去开发,到今天没有变化。大家看一下,1994年分税制之后,刺激地方政府开始卖地。我们2003年、2004年之后进行农业保护了,钱哪来?过去地方政府运行是靠农业税的,跟农业税一起伴随着很多种费,这些取消之后,地方政府要活下来。我们国家真正运行的中国经济就是靠这个东西,到今天都没有变。大家看下面,就农民增值收益这个调研,我用的是其他学者的数字。假如出让金100块钱的话,农民能拿到5%到10%,那个年代包括到现在都是这样。
  
  对于这个问题,俞文华1996年的博士论文做的非常详细,进行了全国很多城镇的调研,研究了1994年开始土地农转非过程中农民作出的牺牲。当然从发表文章来看,1996年温铁军和朱守银的最有影响,但他们举出的例子较少。当年做的最完整的应该是俞文华这篇博士论文。
  
  我从网上查了土地出让的数据,从2001年一直到现在,我们土地出让的面积,现在是每年22.54万公顷, 2002年到2003年一个跨越,由1.8万公顷一下跳到18万公顷,当时开始要取消农业税了,我们开始进行农业保护,那地方财力哪来?地方政府未来能活下来就是靠卖地,我们整个后来房地产市场都是干这个。出让价款累计起来大概是34万个亿,就2001年到现在,还不算之前的。我们农民拿到10%,咱们倒过来拿90%多,或者拿50%多,这可比刚才这九千多个亿多得多。
  
  我们现在总结成就的时候,只看到成就了,没看到背后的农民,第一个是通过粮食价格压低,第二个是通过他财产的牺牲所作出的贡献。 “政府+开发商+银行”,是中国经济运行成功的一个最根本的本质特征,我们现在困在这里面。政府需要钱,把地卖给开发商,开发商需要融资从银行那借,银行也愿意找到可增值的贷款出路,这样三家搅在一起了,把房地产真的打压下来,银行受不了,政府也受不了。所以必须有新的财政来源之后,才可能把这取消掉。
  
  我想多说两句,我们解决食物问题,包括中国经济运行之所以成功,得益于我们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公有制。假如说是私有制,绝对不可能像现在这样好。我们尊重私有财产,你不能轻易拿我的,那这样的话,可能真的是个人的利益很重要,但在整个民族国家利益的面前,注重个人短期利益就阻碍了整体国家的长期发展。大家讲日本成田机场,就是因为一户不能拆,当然也成为大家表扬的一个,多尊重私人财产,其实对整个日本的发展并没有利,这个我是觉得我们中国经济成功这个机理是在这个地方。
  
  我们从1952年一直到1978年, 1978年当时是一个拐点,2004年后边又达到。为什么我们把2004年叫一个拐点,如果从其他国家来讲,它没有户籍制度,人是可以自由流动,我们农工之间不断拉大, 人是动不了的,城里人、农村人隔绝,到后来粮票取消之后,慢慢才可以动。其实是因为我们特有的一套制度,早期的时候拉大我们这个差距。如果是没有这样制度阻碍的话,应该说其实就没有这么严重。但是倒过来我们也不必那么纠结,干吗要跟这个理论模式完全一致,我实际生活就是这个样,那也可以。1978年之后,其实到1985年,我们制度没有什么变化,还是统购统销。就是一个联产承包,释放能力。如果没有价格提高的话,也不可能有这么大的收益。1994年之后农产品市场放开了,除了少量的农业税之外,到2003年农业榨取政策基本结束了。
  
  整个这个过程,从2004年开始到2017年,我们最终希望转型成功一定是到了原点,到零,那需要很漫长的过程。如果按照这个趋势的话,我看了一下我们2035年就变成零了,那真的是转型完成了,这是不可能的。我们假如说从现在第三阶段转向第四阶段,进入第四阶段的标准,第一是高收入国家,第二是农业就业比重降到15%,我们现在是27%,降到15%是要减12%,那假如一年1%的话,我们需要12年,2018年加12是2030年,我们每年必须降1%,现在也困难,并不像以前那么快,那我们慢一点,到2035年,我觉得到15%以内,是有希望的。
  
  所以跟我们十九大报告提出2035年来基本实现现代化,我们进入发达国家,就是同时我们进入转型的第四阶段,2035年是有可能的,但是我们人均GDP可能会在2035年之前很早就会进入高收入组,可能2025年,可能就到高收入阶段,但是大家看我们农业是落后的,我们到2025年左右的时候,我们农业能降到15%吗?我是保持怀疑的。那这意味着什么?我们想要解决农业这个问题,提高农业的劳动生产率还需要非农业的发展。第一,我们人均GDP特别是整体的劳动生产力水平还要提高;第二,我们还得把农业里面的劳动力继续转出去,剩下的我们靠工业来改造我们现在的农业,我们才可能进入第四阶段。
  
  为什么说2004年是一个标志性的。我们以可比价美元计算的各国农业劳动生产率为基础,来进行一个对比。我们分别以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日本和希腊的农业劳动生产率为分母,用中国各年的农业劳动生产率做分子,从而可以看出相对于这些对照组而言我们处于什么样的水平。结果表明,所有的比值都是在2003年之前,几乎没有什么变化。2003年、2004年之后,我们在缩小跟他们的差距,但是我们的差距还非常非常巨大。为什么我用希腊?因为希腊在这所有高收入国家里边,农业就业比重是最高的,开始是15%,现在低于15%。日本在那里面,劳动生产率也不是太高,因为我们人均农业资源稀缺程度相近。我们看高收入国家整体平均,我们才是人家的9.4%,相对于日本才13%,如果按希腊比,我们相当于人家的四分之一,最起码我们要达到希腊的水平,那我们还有四分之三,人家也在发展。所以说我们第三阶段,这个农业劳动生产率提高的任务非常非常的艰巨。
  
  我们用1952年CPI,做了一个指数平减,得出了农业劳动日工价的变化趋势,也是2003年、2004年之后进入拐点,这个其实是我们最重要的一个结构转型的一个标准,包括刚才讲Timmer拐点,刘易斯拐点。为什么在刘易斯拐点之前,大家有争议,甚至有人怀疑刘易斯拐点存在不存在,我觉得不要去争议这些东西,我们客观就是这个现象。在此之前,2004年之前,我们人均的水平农业劳动日工资就这些,当然也有争议。日本在五十年代也争议过,他们拐点,因为在二十年代好像就快到拐点了,后来说不对,应该是五十年代,因为后来发现按照真实的工资水平提高了,其实这个背后,生存工资就像是一个绝对贫困线,一天两千二百大卡,再加上衣着的,折合当时物价按那个来算,那我们整个农业经济时期就是这个水平。
  
  那你工业化如果开始实现必须摆脱生存工资这一横线。我们农业里边劳动日工资的提高其实就是社会进步的一个标准,但是这个进步给我们带来很多的问题。接下来讨论我们农业转型所面临的严峻挑战。这个大家都比较熟悉了。这里面总结出六个,其实核心是第二个。
  
  第一个挑战是如何解决开放经济条件下的粮食安全问题。任何时候都是首先解决吃的问题,不管是什么时候。
  
  第二个挑战是人均农业资源极度稀缺条件下如何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这是我们第三阶段、第四阶段最主要任务,后面这几个挑战其实是派生出来的。
  
  先来谈粮食安全问题。我们人均每天消费食物中能量摄入量折算,原来我以为到2800大卡就可以了,发现我们都远远超过了日本,离欧洲、美国还有一点差距,饮食结构我们年轻人更接近于西方。我们还会有一点增加,人均的,但是不会太多。人均收入跟这个对应的。根据人口,实际上我们到2030年,那时候人口的高峰带来之前,需求还有很大的一个增加。从人口的变化来看,简单说我们规划到2030年人口到达十四亿五千万,现在是十三亿九,还有六千万新增的人口,之后我们进入下降的阶段。人口还要增加,人均消费量还要增加一点点,意味着未来我们在2035年之前,或者2030年之前,我们在目前这个阶段,农业里边需求量还是比较大。即使维持现有消费水平不变,新增的六千万人口也需要进口来满足。我们耕地少,肯定需要进口。
  
  我们农产品贸易2004年之后出现了逆差,开始大量的进口。根据农产品净进口的播种面积折算加上我们自己的面积,相当于这一年我们中国这些人,享受了这么多面积。然后按人口一除,人均享受了这么多面积,而我自己有多少面积,中间自己一算就出来。大家看出来,我们实际上从耕地面积角度来讲,目前我们的食物消费水平下,我们相当于自己耕地只满足70%,也就是说,以耕地面积计算的农产品自给率目前仅仅70%。
  
  再来看2001年的时候,我们净进口了1.7亿亩的耕地,但那个时候我们出现了贸易顺差,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我们是通过利用国际分工,发挥我们的比较优势,出口一些,进口一些,我们进口了别人的地,但是我们实现了贸易的顺差,那个时候还可以。但2004年之后彻底就不行了,彻底不行跟农业的劳动日工资上涨有关系。
  
  这样的话我简单说,到底怎么来实现。那这背景也说了我们肯定要进口,那进口到底怎么来保?进口进什么,这个其实大家都知道,口粮肯定要保,即使再不具有比较优势。这个国际大米市场从来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市场,它是属于国家政治博弈的结果,基本上跟成本没有任何关系。那这样的话,等于说小麦和大米等口粮应该是绝对自给,绝对自给不是百分之百,因为还有品种的一些调剂,我想这数大致是90%。
  
  第二,我们不能其他全都不要,为了保证我们品种资源,种植生态和文化遗产保护,我不能说我种子存着,基因库存着,但如果没有真正人在种,当你真正想去用的时候不行了,所以必须让他种。这样实际上我们提出来叫确立战略作物,所有的作物,所有的品种都叫战略作物,只不过每一个保有量不一样,这个需要详细研究。确定保有量之后,具体作为它的地块,这个事干的是保底,那该给补贴补贴,剩下的完全放开,自己去调整。这样的话避免什么都保,也保不住,这个可能跟大家想法一样,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我想重点讲农业劳动生产率怎么提高?那逻辑上其实就是两块,一是提高劳均耕地面积,二是提高单位面积生产率。提高劳均耕地面积就是扩大经济规模,这是长期的一个。这我想讲的是,给它对应的应该叫结构性政策,这是第三阶段第四阶段农业政策最最核心的一个东西,先努力扩大经营规模。但是,分区域、分品种要耐心。近期应该向依靠机械的农业技术体系演进,虽然经营规模没有扩大,但是我们通过各种途径,能把这部分相对扩大,这是第一个办法。
  
  提高土地生产率有两个办法,第一个叫单产。单产当然第一个种业这个我不讲,第二最主要是我们现在的土壤体系,把它作为生命体的重新的改良,如果这个不改造的话,我们很快就会出现衰竭。另外一个就是调整品种结构,找高附加值的。现有品种优质化,中国到了这个阶段,为什么?提高劳动生产率,规模扩大不了的话,就只能提高单位面积增加值。想想日本,他们怎么做的?国产最好的,我给他附加值就是最高的,这样他一样能提高他的生产力。第二是开发新的品种和农业的多种功能,我这里加了一点,即农业文化遗产,中国地域那么庞大,通过它来挖掘,衍生出来文化的产业跟它相关的,那这个增加值就可以提高。另外包括我们从健康角度来讲,生物医药、保健品、休闲养生,给他们提供原料和基地,这样都可以。实际上就这几条,所有的东西都是围绕这个来做,那充分利用工业发展的一些成果来对农业进行改造。
  
  为什么说我们一下子扩大规模很困难?目前我们在做的,像小麦,就我们经营规模很小,但是我们直接也拥有了大机械,直接跳到像美国大规模的技术体系,我们中国也这样,改变我们技术体系,但尽管如此,我们小麦成本还比美国高,比其他国家高。原因是第三个,规模还是太小,这里面,这也是我们从经济学角度而不是会计学角度做的一个拆分。那就是说国家之间农产品生产成本之间的差异,可以通过汇率,要素价格差异,技术体系差异,加上经营规模差异来解析。我们未来农业走的路,最终你得走到扩大经济规模上去。这件事上确实应该像习总书记讲的那样,要耐心,不能着急。
  
  第三个挑战是谁来从事农业。这个大家谈了太多太多,我们只谈一个。为什么农业生产经营环节一定要家庭经营。前面讲农业、非农业,它是产业的分工,那这里作为农业生产,所有的环节,从种到收,理论上都可以分出去,通过分工获取分工的收益,但是有一个环节是永远分不出去的,那就是对整个生命活动过程的照料,像老农干的这个事情,因为他这个活动是没法契约的。所谓没法契约是说不清楚,因为他的成果跟他的努力程度和天气搅在一起的,那怎么办?就赋权给他,给他剩余控制权,那这是两种方式。一种就是完全他来做,第二公司里面他作为CEO,CEO采取分成的方式,这是未来最最核心的。那、剩下所有农业环节都可以走社会化服务,这样也就解释了为什么小幼畜的饲育和大田作物,一定要家庭来经营,其他环节都可以公司甚至社会化。
  
  第四个挑战是如何避免乡村凋敝。乡村振兴我只讲一个,那就是我们长期可以追求专业化,但是短期、中短期绝对不排斥兼业化,因为政府政策上有人有怀疑,我们要提高生产率,应该说专业化才能提高劳动生产率,但实际上,即使美国这样牛的国家,他农业外的收入,红线,平均的还是占大头。即使非常高度专业化的农场,他也有将近20%的兼业收入,剩下那两类,居住型和其他中间型的,那都是非农业收入占了大头。我们这样通过兼业化的方式,能够降低转型的社会成本,这没有什么好矛盾好纠结的。有条件就专业化,没条件我们就兼业化。
  
  第五个挑战是如何实现生态安全。张福锁老师在Science发的文章里讲的是我们氮肥利用效率下降和多年种植之后土壤酸性程度变化,这是酸性PH下降。这是今年十月份最新的一个Nature上的一篇文章,非常好,结论是,如果没有技术进步、我们人类也不改变我们现在的生活方式的话,食物系统的环境影响将增加50-90%,到2050年我们要超过地球的生态承载能力。他们提了一些办法,一是减少浪费,二是倡导素食,少吃点肉,三是提高技术和管理水平。我觉得这可能是要做一些文化等方面的工作。当然,还有农业面源污染治理,这里不用说了,我觉得用他们做这样一个结论。
  
  第六个挑战,最后这部分,这个问题以前不重要,我特意在这里拿出来,这是说到发达国家进入第四阶段的时候,美国的经济学家就说到发达经济的时候,就是农业占国民经济比重非常非常微低的时候,农业对宏观经济的反应变得越来越强烈,而且非常敏感和脆弱。我们认为早期农业经济时期农业就是宏观经济,中间转型两个阶段的时候,它影响没这么大。这是什么含义呢?进入转型第三第四阶段,宏观经济的波动对农业影响将变得越来越重要,原因在于农产品价格存在一个过度反应即超调。超调就是说针对货币供给增加,特别增速增加或增速缩减的时候,农产品价格上涨时比其他涨的快,跌时跌的也快,原因是其他部门的产品存在价格黏性。经济学里面用十二个理论解释价格黏性。那么最早发现这一规律的是哈佛大学另外一个教授弗兰克,1986年在美国农业经济学杂志发了一篇文章之后,后来很多学者在做延伸研究的。他们推出一个结论,就说随着黏性部门比重的加大,农产品价格超调会越来越严重,什么意思?农业部门比重越低,黏性部门比重越大。现在是第三阶段,到第四阶段,就是这个问题,前面都不是问题了。那这个波动带来什么影响?大家想,我们农产品价格、生产资料价格,当扩张的时候,农产品价格涨的比人家快,紧缩的时候,农产品价格跌的快,那就说经济景气的时候,农业好景来的时候,赚点钱,经济不景气的时候,它跌的很快,会出现亏损,就出现巨幅的农业经济收益的波动,那这个时候就可能会带来一些局部或全局农业危机。
  
  农业危机只有发达国家能出现,发展中国家从来没有农业危机,只有农业的减产、灾荒等,农业危机是农业经营上出现了破产。大家想,随着我们经营规模扩大,农业越来越金融化,需要从金融机构获取贷款等等,这个波动会带来破产,这个可能就是未来进入第三阶段末期直到第四阶段,我们必须要重视的一个问题,这个大概就是这六个方面。
  
  总结来说就是两段话:“新中国成立以来,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中国农业和农民先后通过农产品统购统销和农村集体土地征购等两种独特的制度安排为国家工业化建设提供了巨额资金积累,做出了宝贵贡献。随着2004年前后梯莫尔拐点的到来、刘易斯拐点的到来、农产品贸易逆差的出现、农业就业比重低于一半后农业就业人数的趋势性减少,我国进入了农业转型第三阶段,开始进入了以工补农、加快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缩小农工差别与城乡差别的新阶段。
  
  人口规模庞大和人均农业资源极度有限,决定了处于农业转型第三阶段的中国必须克服重重困难,需要探索更精准的结构性政策和收入补贴政策来确保开放条件下的粮食安全、农业经营的稳定、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升,从而最终实现乡村振兴和农业现代化,并为2035年后进入农业转型第四阶段做好准备。农业政策制定的着眼点,也必须从担心农业对通货膨胀的影响转向关注宏观经济波动对农业经营的影响,从关注人的基本生存(数量安全)转向改善人的营养与健康(质量安全与生态安全),从关注城市消费者利益转向重点保障农业生产者利益。”
  
  最后,我觉得习总书记讲得好:“没有农业现代化,没有农村的繁荣富强,没有农民的安居乐业,国家现代化是不完整、不全面、不牢固的”。我们希望农业别拖后腿!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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