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1月5日，农业农村部党组副书记、副部长、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中国农业大学国家农业农村发展研究院学术委员会副主任韩俊出席“2019中国农业发展新年论坛”，并以“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 推动乡村全面振兴”为题，从四个方面对2018年12月召开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所传递的核心信息进行全面的、深度的解读。以下是讲话全文，经报告人授权发布。
党的十八大以来，围绕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总目标，我们提出了一系列到2020年必须完成的改革发展任务。比如，实现贫困人口全部脱贫、贫困县全部摘帽；实现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等等。当前，距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只剩下两年时间，真正到了决战决胜的关键时刻，农业农村还有不少突出短板，距离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要求还有相当差距，要对标对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三农”工作必须完成的硬任务，集中力量补短板、强弱项，确保届时能够收官交账。
一、必须坚决完成好打赢脱贫攻坚战硬任务
“实现贫困人口全部脱贫、贫困县全部摘帽”，在“三农”工作届时必须完成的硬任务中是紧急任务，是最艰巨的任务，是底线任务，没有退路，必须放在是重中之重、急中之急的位置上，确保按时收官交账。必须看到，经过多年的扶贫攻坚，剩下的从区域分布上看大多是深度贫困地区，从人口构成上看大多是老弱病残以及缺乏技能、自我发展能力弱的群众，贫困程度深，减贫成本高，脱贫难度大，是最难啃的硬骨头。深度贫困地区是脱贫攻坚难度最大的地区，必须加强统筹调配，集中优势兵力，坚决把这块阵地攻下来。
“实现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也是必须完成的硬任务。检验农村工作成效的一个重要尺度，就是看农民的钱袋子鼓起来没有。近几年，农民增收的态势总体是好的。2018年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首次突破1.4万元，比2012年增长65.4%，年均实际增长7.65%，快于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1.36个百分点。城乡居民收入相对差距持续缩小，由2012年的2.88：1缩小到2018年的2.69：1（但城乡居民收入绝对差距从2013年17037元扩大为2018年的24634元）。从农民收入结构看，自2012年到2016年，家庭经营性净收入所占比重从44.6%下降到38.3%。农民转移就业空间收窄，工资性收入所占比重从43.5%下降到40.6%。2018年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实际增长6.6％，比城镇居民高1个百分点。受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等多种因素叠加影响，农民增收形势不容易乐观。必须深入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充分挖掘乡村价值，大力发展新产业新业态，推进农村一二三产业深度融合，要发展壮大乡村产业，促进乡村创新创业，鼓励农民就地就近就业，千方百计拓展农民增收渠道，确保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缩小的态势不逆转。
二、必须稳住农业农村发展基本盘
每逢遇到重大风险和挑战，“三农”在整个经济社会发展中压舱石的作用就充分显现出来。当前，国内外形势错综复杂，中美经贸摩擦还没有“熄火”，经济运行中困难挑战多，风险和不确定性大，要切实稳住农业农村这个基本盘，为应对各种风险挑战增添底气和回旋余地。
新形势下，农业主要矛盾已由总量不足转变为结构性矛盾，主要表现为阶段性的供过于求和供给不足并存。必须在确保国家粮食安全的基础上，以提高农供给质量为主攻方向，促进农业农村发展由过度依赖资源消耗、主要满足量的需求，向追求绿色生业态可持续、更加注重满足质的需求转变，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是农业结构性改革的基本底线。未来15年，中国仍处在食物消费结构持续转变的过程中，驱动粮食需求增长的人口规模、城镇化率和饮食结构升级都未达峰。2017年末我国人口总量为13.9亿人，预测表明我国人口高峰将在2030年左右，届时总人口将达到14.5亿人。2017年我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为58.5%，据预测我国城镇化率峰值将出现在2030-2035年之间，届时城镇化率将达到70%左右。此外，参照日本、韩国和我国台湾地区的饮食结构升级情况，大约人均GDP达2万美元时，饮食结构升级才趋于稳定。综上，总的看，从现在到2035年前后，我国粮食需求还将持续增长，除了口粮消费会继续下降外，其他农产品的食用消费都还有较大增长空间。
掌握了粮食安全主动权，才能掌控经济社会发展大局。必须毫不动摇地抓粮食生产，把产能建设作为根本，实施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确保谷物基本自给、口粮绝对安全。粮食不可能年年增产，也不是非要年年增产，但不能损害粮食产能力。要稳定水稻、小麦、玉米生产，这是确保谷物基本自给、口粮绝对安全的需要。“镰刀弯”等非优势区调减籽粒玉米面积5000万亩，玉米生产也要保持稳定。耕地轮作休耕试点已经扩大到3000万亩，下一步也要把握好节奏。要针对粮食生产已经出现的苗头性倾向性问题，做好政策准备，掌握主动权，着力稳粮食保供给。
当前，值得重视的倾向性问题是：一些品种库存积压严重，重农抓粮的弦松下来了。现在我们的政策性粮食库存量是不小，但我国人多消费量大，库存消化起来也是比较快的。去年以来政策性玉米去库存速度显著快于预期。因此，当下对粮食供求形势的判断不能过于乐观，宁可往紧处打，不能往松里算。应对国内外纷繁复杂的形势变化，必须加强粮食生产能力建设，确保到2020年耕地保有量保持在18.65亿亩，永久基本农田保护面积不低于15.46亿亩，确保建成8亿亩、力争建成10亿亩高标准农田，全国农田有效灌溉面积达到10亿亩以上。
三、必须完成好乡村振兴起步期各项重点任务
前不久，习近平总书记在第八次政治局学习会上再次就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总目标、总方针、总要求和制度保障作了系统阐述，进一步对乡村振兴作出了总体部署。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是总目标。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是总方针。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是总要求。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是制度保障。打赢脱贫攻坚战是优先任务。从现在到2020年是乡村振兴战略的起步期，“三农”工作必须紧紧围绕这个总抓手来谋划和安排，扎实实施好乡村振兴的各项重点任务，推动乡村振兴开好局起好步。
改善农村人居环境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点任务之一。最新数据显示，全国还有近1/3的行政村生活垃圾没有得到收集和处理；80%村庄生活污水未得到处理；约有1/3行政村村内道路没有实现硬化。行路难、如厕难、环境脏、生态差是影响农民群众生活质量的民生痛点。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时，农村脏乱差的面貌必须得到根本改变，给农民一个干净整洁的生活环境。
习近平总书记在浙江工作期间亲自决策、亲自部署了“千村示范、万村整治”，浙江省多年来坚定不移推进“千万工程”，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得到了国内外广泛赞誉，获联合国“地球卫士奖”。浙江“千万工程”是新时代践行新发展理念，走乡村绿色发展之路的生动实践，为我们下一步抓好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提供了样板和范例。去年初，中央印发了《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三年行动方案》，明确了这项工作的时间表、路线图。要紧盯三年任务目标，坚持问题导向，围绕生活垃圾污水治理、“厕所革命”、村容村貌整治提升、农业生产废弃物资源化利用等重点任务，一年接着一年干、一件事接着一件事抓，把这件好事办好。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要与各地农村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同步发展，不能做表面文章，不能脱离实际，不能喧宾夺主。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不能光看农民口袋里的票子有多少，更要看农民的精神风貌怎么样。当前乡风文明建设中存在一些突出问题，不养父母、不管子女、不守婚则、不睦邻里等有悖家庭伦理和社会公德的现象增多，快速城镇化工业化冲击下，家庭的稳定性不断被削弱。一些地方农村红白喜事大操大办，攀比之风和过度消费盛行。农业农村部百乡万户调查表明人情开支不堪重负，结婚彩礼飞速飙升。访谈农户大部分每年随礼开支1-2万元之间。一村民2017年随礼68笔、18482元，占全年毛收入41%。华中师范大学的调查表明，20世纪50年代彩礼平均153元，到了70年代跨入千元大关，达到1392元，80年代增至3667元，进入20世纪90年代，达13946元。进入21世纪，头十年农民彩礼均值50766元，2010年超过10元大关，达到114013元。2014-2015年全国结婚彩礼平均花费超过14万元。23.9%的调查农户因婚负债，平均负债22193元。乡村是否振兴，要看乡风好不好。必须坚持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一起抓，提升农民精神风貌，不断提高乡村社会文明程度。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必须加强和创新乡村治理，让农村社会既充满活力又和谐有序。乡村治理面临一系列新的挑战。一是一些地方农村基层党组织软弱涣散现象比较严重。有的村党组织领导核心作用被弱化、虚化。二是基层政府和组织的服务、组织、动员能力弱化。三是村民自治机制难以有效发挥作用，组织农民的难度不断加大。当前，乡村社会正在深刻转型，传统治理机制、治理方式已经不能适应发展需要。加强和创新乡村治理，需要认真研究怎么把党支部的领导作用、自治组织的基础作用、集体经济组织和合作组织的纽带作用、其他社会组织的补充作用充分发挥出来，让农民得到各种组织的引导、教育、服务和管理，让农村家户联系紧起来、守望相助兴起来、干群关系亲起来。
乡村社会与城市社会有一个显著的不同，就是具有“熟人社会”或“半熟人社会”的特征。要采取符合农村特点的乡村治理方式，既要注重运用现代治理理念和方式，更要注重发挥农村传统治理资源的作用。以法治“定纷止争”、以德治“春风化雨”、以自治“消化矛盾”，以党的领导统揽全局，是乡村走向善治的必由之路。要加快形成自治为基、法治为本、德治为先“三治”结合的治理格局。要从战略和全局出发，旗帜鲜明地加强农村基层党组织对各类组织的统一领导，发挥好战斗堡垒作用，巩固基层党组织在农村的领导地位。
四、必须牢固树立农业农村优先发展的政策导向，把“四个优先”要求落到实处
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是做好“三农”工作必须坚持的重大方针，在干部配备上优先考虑，在要素配置上优先满足，在资金投入上优先保障，在公共服务上优先安排。
很多人认为，只要城镇化搞好了，大量农民进城了，“三农”问题也就自然而然解决了。在工作上，往往表现为资源要素主要往城市配置，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社会管理向城市倾斜，城市发展一马当先，乡村建设被甩在了后边。比如，长期以来，土地出让收益主要是取之于乡、用之于城，直接用于农村建设的比重很低。2001年以来，全国土地出让收入合计近35万亿元。其中，2012年至2017年底累计高达22.23万亿元。根据财政部数据，2007年以来，扣除征地和拆迁补偿等支出后，土地出让纯收益用于农业农村只有30%左右，有的年份还不到20%。
从本质上讲，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就是要推动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和公共资源城乡均衡配置，加快补齐农村基础设施、公共服务和生态环境等领域短板，实现城乡基本公共服务由形式上的普惠向实质上的公平转变，从根本上改变城乡二元结构。“四个优先”中，在资金投入上优先保障尤其重要。初步测算，落实《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的重点任务，需要投资7万多亿元。要建立财政优先保障、金融重点支持、社会积极参与的多元投入格局。财政支出压力再大，也要按中央要求把“三农”作为优先保障领域，增加总量、优化结构、提高效能。要坚持农村金融改革发展的正确方向，健全适合农业农村特点的农村金融体系，推动农村金融机构回归本源，把更多金融资源配置到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更好满足乡村振兴多样化金融需求。要按照调整土地出让收益支出结构、提高用于农业农村比例的要求，把土地增值收益这块“蛋糕”切出更大一块来用于支持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
总之，必须围绕强化资金投入和要素的供给，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加快形成工农互促、城乡互补、全面融合、共同繁荣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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