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系统地回顾了自1921年来世界各地针对非洲猪瘟带毒状态进行的39篇研究报告，结果发现，目前尚无对ASF带毒者的统一定义，大多数文献把幸存者或血清阳性动物称为带毒者，但却无法证明这样的带毒者在疾病流行病学中的作用，也即无法证明非洲猪瘟的长期带毒状态。
 

这些文献把幸存者分为两类：1）慢性感染的猪，最终会死于这种疾病，并可能散毒，从而引起病毒血症的复发和大多数情况下疾病的临床症状重现。这些感染通常与低毒力、非血细胞吸附病毒有关。2）有自我清除病毒毒力能力的猪，在某些猪种群中可能更常见。这些猪没有持续感染，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散毒不会超过30至40天。
 

现有研究无法证明非洲猪瘟的长期带毒状态（一）

瑞典乌普萨拉国家兽医研究所疾病控制和流行病学司

瑞典乌普萨拉，瑞典农业科学大学生物医学科学和兽医公共卫生系

德国因塞尔里姆斯，弗里德里希-吕弗勒研究所，诊断病毒学研究所 

爱沙尼亚塔尔图爱沙尼亚生命科学大学兽医和动物科学研究所

南非恩德斯特波特比勒陀利亚大学兽医热带病系

非洲猪瘟(ASF)在1921年首次被描述为一种高致命性和传染性疾病，在英属东非定居者的猪群中引起了严重疫情。自那时以来，该病已扩大了其地理分布，目前在非洲、欧洲和亚洲的大部分地区存在，并被认为是一种全球威胁。虽然ASF通常会造成极高的死亡率，但一定比例的受感染猪会从感染中恢复并存活下来。在早期，人们推测这些幸存者可能是病毒的携带者，从那时起，携带病毒对于疾病的持久性和传播的重要性几乎已经成为一个确定的事实。然而，携带者这个角色的科学基础可能受到质疑。

考虑到这一点，本研究的目的是系统地回顾现有的文献，并评估现有的科学证据。入选的现有文献是根据数据库检索，然后逐步筛选出来的，以便根据预先确定的排除标准排除重复文献和非相关文献。通过这一过程，最终入选的文献数量从最初数据库检索中确定的3664份减少到39份，然后从中提取和分析数据。基于这些证据，我们发现这些文献很明显缺乏对ASF带毒者的定义，而且通常任何存活的或血清阳性的动物都被称为携带者。同样地，这些文献也没有提供证据表明这种携带者对非洲猪瘟的传播起到了任何重要作用。

两种类型的“幸存者”可以定义为: 1）猪没有死亡，但会持续感染。特点是周期性的病毒血症，通常但不总是伴随着一些亚急性至慢性疾病的迹象，2）有自我清除病毒毒力的能力，并不会持续感染，也不会出现长期散毒。没有证据表明这些幸存者中的任何一种可以被认为是“健康”的携带者，即没有疾病迹象但可以将病毒传播给与其接触的猪。然而，局部病毒在淋巴组织中的持续存在可能在某种程度上发生在任何类型的幸存者中，这在理论上可能导致口服摄入后感染。然而，考虑到口腔感染通常需要的病毒剂量，这在现实中有多大的相关性仍值得怀疑。

非洲猪瘟(African swine fever, ASF)是由非洲猪瘟病毒(African swine fever virus, ASFV)引起的一种由家猪和欧亚野猪(Sus scrofa)传播的严重病毒性疾病，通常会造成疫区巨大的社会经济影响。该病毒起源于非洲东部和南部，病毒在这些地区维持一个古老的森林循环，非洲野生猪(主要是疣猪，非洲猪属)和鸟类的毛巴塔复合体中的蛛形蜱组成了天然宿主(Plowright et al., 1994)。在疣猪以及野生非洲猪的其他成员中，丛林猪(幼体猪, P. porcus)和巨型森林猪(meinertzhageni Hylochoerus)感染ASFV的过程是亚临床或无症状的。另一方面，家猪和欧亚野猪的ASF通常是一种急性至半急性出血性病，病死率极高，在感染后最初几周内死亡。

ASF最初由Montgomery(1921)描述为一种高致死性和传染性疾病，在英属东非定居者的猪群中引起了严重的疫情。随后，南非也出现了类似的情况(Steyn, 1932;De Kock et al., 1940)。从早期开始，这种疾病已经扩大了它最初的地理分布，今天撒哈拉以南非洲的大多数国家被认为是地方性感染(Penrith et al., 2013)。ASF还曾三次成功地蔓延到非洲以外的地区(Costard et al., 2009)，以2007年对格鲁吉亚的入侵作为最新疫情的起点，从那时起，ASF已发展成为空前规模的流行病。尽管实施了广泛的疾病控制措施，但该病目前仍在欧洲大部分地区继续传播，在野猪群中较为常见(Gavier-Widen et al., 2015; Chenais et al., 2019年)。此外，2018年8月，ASF首次在中国出现，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猪肉生产国，几乎占世界猪肉产量的一半，自那以后，中国大部分地区都报告了疫情(Wang et al., 2018)。除此之外，东南亚的几个国家也报告了疫情。随着这些发展，ASF目前被认为是一个全球性的威胁。

虽然ASF通常会导致接近100%的极高死亡率，但在任何受感染的猪群中，一定比例的受感染动物会从感染中恢复并存活下来。1932年，Steyn根据观察和实验研究的结果得出结论，这些幸存者可能是病毒的携带者，并推测它们可能在这种疾病的流行病学中扮演重要角色(Steyn, 1932)。从那时起，ASF携带者在许多科学文献中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被提及，其对疾病持续存在和传播的重要性几乎已成为公认的事实(Hess, 1981; Sánchez-Botija, 1982; Wilkinson, 1984; Arias and Sanchez-Vizcaino, 2002))。2012年5月通过的《世界动物卫生组织诊断手册》(the version of the World Organisation for Animal Health)指出，“恢复的ASFV带毒猪和持续感染的野猪是控制该病的最大问题”(OIE)。然而，ASFV带毒者这种作用的科学基础可能受到质疑。此外，也没有对带毒者的明确定义。考虑到这一点，本研究的目的是系统地回顾现有的文献，并评估有关ASFV带毒者的现有科学证据。从流行病学的角度来说，带毒者必须能长期带毒(即超出了急性或慢性病程持续时间)并且能把疾病传播给易感动物，才能称为带毒者。借用粮农组织的话来说就是：带毒者是“被某种病原感染并且能够传播这种病原，但是本身不表现任何临床症状的个体” (1987)。这也是我们本次系统回顾所要达到的目的。

图1是我们搜索和选择文献过程的图形说明。我们做了数据库检索，以查找与本审查目标有关的文章。该搜索的设计是可复制的。三位作者(EC、KS、SSL)确定了要使用的相关关键词，并进行了测试搜索，以确保相关的文献被包含在内，同时排除了不相关的文献。基于这些测试搜索，生成以下最终搜索字符串：“非洲猪瘟”或asf或asfv或“猪瘟(hog cholera)”和(携带者*或持续*或宿主*或存活*或间歇性*或慢性*或亚临床*或潜伏或血清阳性*或抗力*)。搜索不包括关于文献出版日期或语言的任何限制。对于后者，似乎没有必要，因为除了英语之外，有一个或多个作者能够充分阅读和理解德语、法语、意大利语、西班牙语、葡萄牙语和俄语。

图1：描述搜索和选择过程的流程图，以便对可用资源进行系统的评估

搜索是在2018年9月6日和7日进行的，使用了4个数据库：PubMed、斯高帕斯(Scopus)、谷歌学术(Google Scholar)和科学网(Web of Science)。这四次搜索总共产生了3664个结果(见图1)，并导入到Rayyan QCRI (Ouzzani et al., 2016)进行进一步处理。谷歌学术搜索是使用发布或灭亡软件(Publish or perish) (http://www.harzing.com/pop)导入到Rayyan QCRI的。其他三项搜索可以直接导入。

在使用Rayyan QCRI的第一次处理会话中，识别并删除了1799个副本，剩下的文献数量为1865个。两位作者(EC和KS)采用平行和盲法对标题和摘要进行了首次筛选，采用的排除标准如下：非ASF；非原始研究或原始数据；只指/主要指蜱、疣猪或野猪；体外研究；细胞研究；会议文献集。对于收到相互冲突决定的文献进行再次筛选，这一次不采用盲法，结果是所有文献都得到了一致的决定。使用上述过程和结论标准，并确定一些额外的重复，另外1775个搜索结果被删除，剩下90篇文献。

在剩余的90篇文献中，80篇可以获得全文。然后，这80篇文献被分发给所有作者进行第一次完整的文献审查。除了所有的俄文文献(4篇)和一些葡萄牙文文献(4篇)仅由一名作者阅读外，大多数文献都由两名作者阅读。在这一部分的审查中使用了一个通用的数据收集表。数据收集表列出了入选和排除的文献清单，并作为第一次筛选和评估为入选文献提供的证据。除了前面提到的排除标准外，这一步还增加了一个排除标准，即：与携带者或持久性无关的文献。11份文件在这一步收到了相互矛盾的决定。这些文献由三位作者(EC, KS, SSL)再次进行筛选，最终形成了对所有文献的一致决定。利用上述程序和排除标准，又排除了45篇文献，剩下35篇。在阅读了这些文献并筛选了它们的参考书目之后，又添加了三篇文献以进行筛选和纳入。此外，在审查过程中还增加了一份最近的相关文献。最后补充的几篇最终都入选了，使得最终入选的文献总数达到39篇。这39篇文献都被提交进行进一步阅读，根据审查的目的进行数据分析。

结果和讨论

最后总共选出39份文献并加以审查。有些是明确针对携带者/持久性进行研究，而另一些则在讨论中或根据获得的结果，或仅仅作为陈述的事实，触及了这一现象。这些文献按照类型、年份和地理来源分类见表1。

表1：入选本研究的文献

a. 有些文献是指以前进行的研究 

b. 有一篇文献包括实验和流行病学部分

感染ASF存活的猪 

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对ASFV携带者的统一定义。大家通常认为，要么所有在感染后幸存下来的猪，要么那些在感染后存活超过一定时间的猪，都是，或者很可能成为携带者。但是，上述的研究结果表明，这些幸存者并不构成一个同类群体，但它们可以分为两个主要类别：(1)感染后不会死亡但会持续感染，特点是周期性的病毒血症，通常但不总是伴随着一些亚急性至慢性疾病的症状(Sanchez-Vizcaino et al ., 2015), 并且由于ASF死灰复燃而必然导致死亡，(2) 能从感染中完全恢复，在较短时间内清除病毒血症，并且保持健康和良好的生产性能。表2总结了在这两类猪群中观察到的差异。

表2：感染ASF后存活的两类猪之间的差异总结。

由高毒力病毒引起的ASF爆发通常以各年龄段猪的严重疾病和高死亡率为特征，在受感染猪群中可能达到100%。幸存者的数量不一，正如预期的那样，感染较低毒力的病毒后存活率更高(Sanchez Botija, 1962; Hess, 1981)。此外，在一些感染了高致病性病毒的猪种群中，幸存者的数量比预期的要高得多(Penrith et al., 2004; Okoth et al., 2013)。

几乎没有证据表明这两类幸存者中的任何一种都能有效地将病毒传播给其他猪，除非用它们的血液接种或将它们的组织喂给猪。然而，鉴于病毒血症复发、散毒和临床疾病复发的风险，继续饲养持久感染的猪(即上文第1类)的价值值得怀疑。另一方面，从ASF(第2类)中完全恢复并在合理短时间内消除病毒的猪对于资源贫乏环境下（在这种环境中，即使开发出疫苗，其应用也可能不可行）的养猪生产是有意义的。在疫区的调查表明，存活下来的猪可能对由不同病毒感染引起的ASF具有抗性，这表明猪对病毒的作用具有先天抗性(Penrith et al., 2004)。

最早发现猪对ASFV的致病性有完全抗性的家猪是由Montgomery(1921)提出的，这是对ASF最早的描述。当时感染还不能被证实，但由于这头猪接种了大量的使其他猪致死的病毒后存活了下来，简单地认为它没有被感染就不太可能了。随后，一些国家报告了具有ASFV抗体的健康猪(见3.4.1)。然而，在非洲东部发现了一些猪群，它们在感染了强毒的ASF病毒后，表现出高于预期的存活率，这符合第二类幸存者的定义(Penrith et al., Penrith et al., 2004; Okoth et al., 2013)。

其中一个群体分布在马拉维、赞比亚和莫桑比克的邻近地区(Penrith et al., 2004年)，另一个群体则分布在肯尼亚的一个疫区(Okoth et al., 2013年)。一项对来自莫桑比克的一群猪的研究提供了关于第二类存活猪中毒性病毒持久性和传染性的有用信息(Penrith et al., 2004)。研究人员从该地区的一些村庄购买了25头猪用于对ASF的自然抗性调查。猪在进入当地隔离设施后不久，ASF就爆发了，并从死亡的猪身上分离出两种高毒力病毒(Bastos et al., 2004)。在疫情爆发前呈血清阳性的10头猪和15头血清阴性中的7头猪在疫情爆发后都没有出现明显的临床症状。后7头猪中有1头死于不相关的原因，所以无法在疫情爆发后一个月再次采血，但其余6头血清都转阳了。这16头猪的ASFV基因组PCR均呈阳性，但未培养出病毒。两个月后，在转移到南非的隔离检疫设施后，只有一头猪的PCR阳性，但还是没有培养出病毒。其中9头母猪在抵达南非后不久就怀孕并产下了健康的幼崽。在疫情爆发约8周后，在莫桑比克被纳入隔离组的一头年轻公猪在抵达南非时呈血清阴性，并一直保持阴性，直到9个月后最后一次取样。在此期间，它在距离最近从疫情中恢复的血清阳性猪很近的隔离设施内进行了隔离，随后每天与另一头公猪进行鼻与鼻接触，并为所有母猪配种，但从未显示出任何疾病迹象。结论是，这些猪没有成为病毒的长期携带者，在疫情爆发一个月后，虽然检测到基因组物质，但它们的血液中不存在感染病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