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者的话
本文系统地回顾了自1921年来世界各地针对非洲猪瘟带毒状态进行的39篇研究报告，结果发现，目前尚无对ASF带毒者的统一定义，大多数文献把幸存者或血清阳性动物称为带毒者，但却无法证明这样的带毒者在疾病流行病学中的作用，也即无法证明非洲猪瘟的长期带毒状态。
这些文献把幸存者分为两类：1）慢性感染的猪，最终会死于这种疾病，并可能散毒，从而引起病毒血症的复发和大多数情况下疾病的临床症状重现。这些感染通常与低毒力、非血细胞吸附病毒有关。2）有自我清除病毒毒力能力的猪，在某些猪种群中可能更常见。这些猪没有持续感染，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散毒不会超过30至40天。
现有研究无法证明非洲猪瘟的长期带毒状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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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的研究1921-1957
Montgomery (1921)的研究中描述的在东非经历的疾病表现为一种急性疾病，在受感染猪群中发病率和死亡率接近100%。由于猪的存活率极低，Montgomery指出，“尚不需要考虑携带者”。这一观点得到了对疫情历史调查的支持，这些疫情发生在没有新猪引进历史的相对隔绝的猪场，但这些场的猪通常不被圈养，疣猪数量也很多。以确定感染源为目的实验显示，当与表现出ASF临床症状的猪进行直接接触时，猪就会被感染，但是正处于潜伏感染或已经从感染中恢复的无症状猪是没有感染性的，用实验感染的疣猪的血液接种家猪可能导致家猪感染ASF，但病毒明显不会通过与疣猪接触而传播。结论是，猪的食肉习性可能导致它们食用疣猪或者死于ASF的猪的尸体，这有可能在自然条件下保持持续感染。
ASF在南非东北部爆发后，Steyn用两头猪做了实验，这两头猪被用在疫区射杀的疣猪的血液进行了接种(Steyn, 1932)。猪在接种后第6天出现严重的临床症状，被认为是典型的ASF，但完全恢复。在完全康复两个月后，两只家猪经皮下接种了来自康复猪的血液。它们出现了典型的猪瘟症状，并在注射后11天和12天死亡，这表明康复猪的血液在至少两个月后仍然具有传染性。本研究未调查接触性感染。
De Kock等人对1934年至1939年期间南非各地爆发的“猪瘟”进行了调查(De Kock et al., 1940)。他们认为恢复的猪成为携带者的观点是基于在距疫区1000多公里的海岸附近发生的疫情，而爆发的源头从未确定。据推测，在上一次疫情结束几个月后在猪场爆发的疫情中，至少有一些可能是由于恢复的猪成为了携带者引起的。在一次自然爆发中，9头猪存活了下来，其中包括一头怀孕的母猪，这头母猪被隔离起来，并最终产下5头仔猪。疫情爆发7个月后，当仔猪长到4 - 5个月大时，把它们与其他幸存者混合，所有仔猪都感染了ASF并死亡。来自附近两个没有经历过疫情爆发的猪场的猪与幸存的猪混合在一起，最后都死于ASF。在疫情爆发后6至10个月期间，用最初9头幸存者中的8头的血液实验感染其他猪，在大多数情况下都导致了急性致死性热病。遗憾的是，没有用来自疫区的猪的血液进行实验感染，因为尽管猜测在1930年代的爆发是由于猪的活动引起的，但从来没有证实这些疫情不是因为用来自机场或港口餐厨剩余物饲喂而导致的经典猪瘟。
1954年至1956年在肯尼亚进行的一项研究中，把ASFV暴露给217头猪，结果有13头猪在该病的急性期存活了下来(Detray, 1957)。8头猪被证实患有持续性病毒血症，并被留作进一步研究。如果用猪的血液接种的猪出现典型的ASF临床症状并在剖检中出现典型的病变，则认为这些猪是病毒血症是阳性的。如果接种的猪没有反应，而后被证实对ASF敏感，则认为病毒血症实验为阴性。存活时间最长的猪(暴露后456天) 尽管其在第352和369天的病毒血症实验中呈阴性，但其病毒血症的阳性时间长达440天。作者提到，在15个月的时间里，由于同一猪圈有23头猪死于急性ASF，所以这头猪几乎一直接触ASFV；没有证据表明这些猪是通过与幸存者接触而感染的。其余7头幸存者在接触病毒后病毒血症阳性时间为78 - 363天之间。结论是，所有的猪都存在持续的感染，说明有一定程度的免疫，但也处于携带者的状态。只有两头猪在第一次接种后没有表现出临床症状，但确实出现了病毒血症。由于同一栋猪舍内正在发生的ASF爆发可能导致8头被研究的猪再次感染，因此不能得出关于持久性的明确结论。
在莫桑比克的一次大爆发中幸存下来的8头猪的血样是在疫情爆发两个月后采集的，当接种到猪白细胞培养物上时，没有发现ASFV存在的证据(Valadao, 1966)。其中一头猪被送到了实验室。它没有病毒血症，随后再次实验感染时也没有出现病毒血症。在这头猪自然感染后9个月，用它的血液实验感染了从未感染过的猪，并于幸存猪接种大剂量病毒后2 - 120天的不同时间间隔再次血液接种，都未见临床症状。另一方面，一只接种了在山羊和猪白细胞中交替传代的病毒的猪8天后出现严重反应，病情持续了18天。危机后24天(即感染后45天)采集的血液具有感染性，因为在局部皮下注射的猪出现了ASF。37天后(即发热减退后两个月)第二次采样没有发现病毒存在的证据。结论是需要进一步的研究来确定存在携带者，这在流行病学上是很重要的。
综上所述，这些研究没有提供证据证明在恢复的猪中存在真正的携带者状态。首先，这些研究有一些局限性。在早期的研究中，证明病毒存在的唯一方法是给猪接种疑似感染物质，通常是血液，但偶尔也会有疑似感染了ASFV的猪组织。诊断依赖于临床症状和病理，由于它们与一系列其他疾病的相似性，两者都不能提供明确的诊断(Oura, 2013)。特别是用射杀的疣猪的全血接种可能会导致其他败血症，在临床和病理上类似于ASF (Steyn, 1932)。在De Kock等人的研究中，用于实验感染的血液取自离疫区非常远的爆发中死亡的猪，其来源具有高度猜测性(De Kock等人，1940年)。在DeTray的研究中，猪被饲养在一个受感染的环境中，无法确定观察到的长期持久性是源于单一感染还是再次感染(DeTray, 1957)。其次，所有病毒血症持续时间较长的猪，要么来自于高死亡率疫情的少数幸存者，要么，在一个病例中，接种了一种在山羊和猪细胞中被传代操作的病毒。然而，后者这头猪的血液在20世纪60年代进行了研究（当时已有病毒的细胞培养技术），发现在疫情爆发两个月后就没有病毒了(Valadao, 1966)。
最初的逃逸1957-1995
ASF分别于1957年和1960年两次逃离非洲区域，至伊比利亚半岛，并在欧洲和美洲进一步蔓延。ASF引入伊比利亚半岛几年后就由于一些流行毒株减弱而出现了逐渐变化的疾病表现，这种现象也引起了1960年代在伊比利亚半岛进行的基于减毒活ASFV毒株的疫苗研究 (Sanchez-Vizcaino et al., 2015)。尽管所有爆发最初导致的死亡率接近100%，但受影响的地区中，也开始出现存活比例较高的现象，这包括具有非特异性和相当轻微症状的长期慢性病程的动物 (Sanchez Botija, 1962)。这些幸存者在早期就被认为是带毒者，并被认为是疾病在猪群间传播的重要因素(Sanchez Botija and Polo Jover, 1964; Ordas et al., 1983a; Ordas et al., 1983b; Vigario et al., 1983b)。
流行病学研究
为更好地了解病毒在带毒猪中的持久性，Sanchez Botija用5头感染ASF后恢复的猪进行了一项研究(Sanchez Botija, 1962)。在感染后2 - 8个月的不同时间点从猪身上采血，然后接种到未感染的猪身上，以证明存在活病毒。在所有的实验中，病毒都没有传播。5头猪中的1头在最初感染后3个月通过接种再次感染。该猪从最初的感染中获得了保护性免疫，接种后未发生临床疾病。然而，在第二次感染6个月后，将血液接种到从未感染过的猪身上出现了长期感染。
Ordas等人对从屠宰场和猪场的26000多头看上去健康的猪的血样进行了血清学调查，这项研究把抗体的存在作为携带者状态的证据，目的是评估西班牙带毒者的发病率和分布(Ordas et al., 1983b)。基于这些结果，作者得出结论，携带者的比例总体较低(≈1.3%)，但阳性群体中携带者的比例可能更高。在葡萄牙进行了一项类似的研究，对从屠宰场收集的25000头看上去健康猪的样本进行抗体筛查(作为携带者状态的证据)( Vigario et al., 1983a)，发现血清阳性猪的比例为0.9%。
基于从西班牙净化ASF期间收集的血清学、病毒学和流行病学数据，Pujols Romeu等人和Bech-Nielsen等人得出结论，带毒者在研究猪群中的存在和流行病学的作用是有限的(Pujols Romeu et al., 1991a; Pujols Romeu et al., 1991b; Bech-Nielsen et al.,1993)。病毒只能分别从198头中的0头和1549头中的4.4%的血清阳性猪的血液和组织中分离得到。对91个猪群的615头血清阳性猪进行了40-50天的反复血清学检测，结果显示，抗体阳性动物比例和平均抗体滴度均有所下降，而且疾病没有复发，因此未能证明病毒从血清阳性动中传播(Pujols Romeu et al., 1991a)。此外，这些地区在临床上受影响的猪场都清群了，疾病没有复发（尽管该地区持续存在血清阳性的幸存者），这表明携带者在维持猪群中该疾病持久存在的作用有限(Bech-Nielsen et al., 1993)。
实验研究
为了评估病毒在携带者体内的持久性，Ordas等人进一步使用病毒分离技术，检查了来自两个先前受感染猪场的幸存猪是否存在病毒，结果发现45天后出现阳性，但5个月和10个月后没有再出现阳性结果(Ordas et al., 1983b)。此外，在诊断后6至9个月，将3只存活的猪与4只从未感染过的哨兵猪一起饲养3个月，没有传播感染。同样，在葡萄牙疫情中恢复的47头猪被用于调查携带者的散毒模式(Vigario et al., 1983b)。幸存的猪与四只从未感染过的哨兵猪一起饲养了一年。研究进行8个月后，3头幸存的猪在20天内死于急性ASF，这与病毒血症的复发和临床疾病的复发有关。尽管如此，哨兵猪都没有出现疾病或血清转化。因此，这项研究不能证明幸存的猪能作为携带者散毒。为了调查病毒的持久性，随机挑选并屠宰了8头幸存者。未发现严重的病理病变，病毒分离也未能从任何被检测的众多组织中发现病毒存在。
Wilkinson在英国皮尔布赖特实验室(Pirbright)用马耳他'78分离株进行了实验感染(Wilkinson, 1984)。在一项实验中，病毒在感染猪的组织中被检测了长达6个月。在另一项研究中，从急性感染症状中恢复的2头猪，在感染后11个月和12个月出现发烧和病毒血症。病毒滴度分别为104和106 HAD50/ml，并分别在第11天和第25天下降到可检测水平以下。该研究也进行了一项在感染9- 31周后，用皮质类固醇给药引起恢复猪复发症状的实验。9周时，2头猪检出106 HAD50/ml的病毒血症，26周时，1头猪的病毒滴度为104.5 HAD50/ml。在第9周处理的猪可将病毒传染给接触的猪，而另一头猪则不能。作者据此得出的结论为：1)病毒持续存在，并且在至少感染后六个月的幸存猪中可以用皮质类固醇重新激活该病毒。2)恢复几个月后的幸存猪的病毒被重新激活，或者幸存猪被重新感染后会散毒，但不表现临床症状，这两种情况都会引起ASF在猪群中持久存在。
Gusmao Vasco在葡萄牙的一个研究机构中对爆发的幸存猪进行了研究。在这次爆发中，148头猪中有47头活了下来，一些从疾病的急性期恢复，而另一些没有任何临床症状((Gusmao Vasco, 1984; Gusmao Vasco, 1991)。它们没有把感染传播给4头被纳入实验组的从未感染过的猪。这些研究还进行了试图通过近亲繁殖而获得对ASF具有先天抗性的猪的尝试。在对ASF易感性降低的近交动物中，有90头屠宰后没有明显的损伤，白细胞血培养也未分离到病毒。
Mebus和Dardini在美国普拉姆岛进行了相关实验。他们用从以前的实验感染（巴西分离株或多米尼加共和国分离株）中恢复的猪来测试它是否能将感染传播给与它们接触的猪(Mebus and Dardiri, 1980)。实验发现，直接接触并未传播病毒，而恢复的猪屠宰后也没有发现病毒。然而，用恢复的猪的组织材料（接种后5个月屠宰）饲喂给从未感染过的阴性猪，出现了临床感染。作者将这些结果与把恢复的猪屠宰（在屠宰前和屠宰后没有发现ASF症状）并用其内脏饲喂给其他猪可能发生的结果进行比较，发现ASF有能通过这种途径传播的风险。
同样在普拉姆岛，McVicar等人使用来自多米尼加共和国的中等毒力毒株(DR' 79)为猪进行口鼻接种(McVicar, 1984)。发现病毒在鼻腔粘液和唾液中最多可检测到8天，在直肠拭子中最多可检测到11天，在粪便中病毒散毒量最高。病毒血症可持续8周，期间滴度逐渐降低，而在淋巴结和扁桃体中可检测到病毒的时间为13周。
在后来的普拉姆岛实验中，Carrillo等人用三组实验感染的猪检验了病毒从急性感染中恢复后在血液中的持久性(Carrillo et al., 1994)。其中一组用E75-L7毒株接种，并用抗ASFV免疫球蛋白处理，第二组用E75-CV1毒株经口鼻接种，随后用E75-L7毒株接种2次，第三组用E75-CV1毒株接种1次，用E75-L7毒株接种1次。第一组在感染后30天内可检测到病毒血症。在另外两组中，在初次接种后30天检测到低水平的病毒血症，但在随后的接种后没有检测到。相比之下，在接种500天之后，可以通过PCR检测病毒DNA。
为了调查带毒者状态（包括可能的血清阳性猪的散毒），Badaev等人在刚果共和国进行了实验(Badaev et al., 1992)。实验把来自疾病流行区和无疫区的血清阴性猪和改良品种的猪暴露于血清阳性猪。在实验开始时，从一些血清阳性猪的血液中分离出了ASFV。在长达4.5个月的实验中，血清阳性动物的数量以及已经出现血清阳性的猪体内的抗体水平都有所增加。此外，还记录了一些以前暴露于病毒和和所有改良品种的从未感染过的阴性猪的临床症状和死亡率。试验从死猪中分离到了ASFV。基于此，作者得出结论，血清阳性的猪是带毒者。然而，有两个血清阳性的猪在实验开始时就已经有病毒血症，表明这些猪可能是慢性感染(即属于第一类的幸存者，表2)。可能是在慢性感染的猪中，由散毒引起的病毒血症死灰复燃，从而使血清阴性的猪被感染。此外，试验是在地方性流行地区的田间条件下进行的(在一个私人农场)。因此，不能排除来自其他来源(包括受感染的蜱虫)的可能感染 (没有对照组)。
综上所述，这一时期的所有流行病学研究都是基于血清阳性猪为带毒者这一概念设计的，但没有一项研究发现这类猪有流行病学作用的任何证据。能够显示从幸存猪自然传播的实验中，这种传播总是与病毒血症的复发和疾病的临床症状的重现有关，包括慢性感染动物的死亡(表3)。急性感染后的病毒血症期和缺乏临床症状的病例是有限的，但病毒可能从感染后几个月的组织中分离到。也有证据表明，病毒会局部的持续存在于淋巴组织中，可能导致口服后感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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