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者的话
本文系统地回顾了自1921年来世界各地针对非洲猪瘟带毒状态进行的39篇研究报告，结果发现，目前尚无对ASF带毒者的统一定义，大多数文献把幸存者或血清阳性动物称为带毒者，但却无法证明这样的带毒者在疾病流行病学中的作用，也即无法证明非洲猪瘟的长期带毒状态。
这些文献把幸存者分为两类：1）慢性感染的猪，最终会死于这种疾病，并可能散毒，从而引起病毒血症的复发和大多数情况下疾病的临床症状重现。这些感染通常与低毒力、非血细胞吸附病毒有关。2）有自我清除病毒毒力能力的猪，在某些猪种群中可能更常见。这些猪没有持续感染，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散毒不会超过30至40天。
现有研究无法证明非洲猪瘟的长期带毒状态（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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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的研究1995-2018
流行病学研究
在本文所包含的这一时期的文献中，有11篇是流行病学领域的研究，也包括在本节中。尽管ASF在欧洲和亚洲流行，但所有这些研究都来自非洲。这些研究有三项来自肯尼亚，一项来自肯尼亚和乌干达之间的边境地区，三项来自乌干达，两项来自尼日利亚，两项来自坦桑尼亚，这些研究基于历史(尼日利亚1997-2005年)和最近的数据。
有几项研究(Owolodun et al., 2010; Gallardo et al., 2011; Muwonge et al., 2012; Atuhaire et al., 2013; Thomas et al., 2016; Abworo et al., 2017))包括屠宰时采集的样本。Atuhaire等人的研究包括分析从乌干达坎帕拉的屠宰场采集（两月一次，为期一年）的血液和器官样本中非洲猪瘟抗体和ASFV基因组的存在，以及从十个不同的地方采集的生猪血样中分析ASF抗体的存在(Atuhaire et al ., 2013)。在器官样本中，ASFV基因组的阳性率为11.5%。来自坎帕拉屠宰场和其他地方的猪的ASFV抗体的阳性率与该地区的其他研究相比(超过50%)，都是都令人吃惊地高。Muwonge等人对来自于乌干达一个地理区域的屠宰前和屠宰后检验的数据，以及来自于不同屠宰板的待宰猪的血清样本进行了分析(Muwonge et al., 2012)。病理病变表明ASF感染的猪很少(3.8%)，这些猪0.2%的血清对ASF抗体呈阳性，表明近期感染。Abworo等人在肯尼亚西部进行的研究包括几个部分：横向和纵向监测流行的ASF抗体和ASFV基因组，以及监测实验横向监测部分中屠宰的猪的组织和血清的子样本中的ASF基因组 (该研究项目购买的外表健康的猪，随后屠杀进行研究)和从屠宰板中待宰猪中收集的样本检测ASFV基因组 (Abworo et al ., 2017)。在该研究的横向监测部分，从1107头活猪的血液样本中没有发现ASFV基因组阳性，并且也只有一头猪的抗体阳性。从28头被宰杀的猪的子样本和16头看上去健康的待宰猪的25%的器官样本中，约有11%猪的ASFV基因组经PCR检测呈阳性，而这些猪的血液样本均呈阴性。这些结果表明，在得出流行病学结论的时候，在类似本研究中疾病流行的环境中，生猪群和待宰猪应作为单独的群体看待。在Gallardo等人的研究中，他们从肯尼亚野外的疣猪和软蜱，以及内罗毕屠宰场的家猪身上采集了样本(Gallardo et al., 2011)。屠宰的猪在宰前和宰后进行了检查，并检测了血液样本中是否存在ASF抗体和ASFV基因组。对ASFV基因组阳性样本进行了病毒分离。从看上去健康的猪身上采集的血液样本中，约有一半经PCR检测呈ASFV-基因组阳性，其中59%的病毒分离呈阳性。所有的猪都没有出现ASF抗体阳性。在Thomas et al(2016)的研究中，对在肯尼亚26个不同的村庄屠宰板上屠宰的猪进行了简单的检查，并在屠宰前采集了血样。大约一半的样本经PCR检测呈阳性。Owolodun等人进行了一项研究，对在尼日利亚五个地理区域屠宰板上屠宰的猪进行了包括宰前临床评分、宰后检查和检测ASFV基因组的存在的实验(Owolodun et al., 2010)。实验发现，约15%的健康猪在屠宰时呈ASFV基因组阳性。实验期间该研究区域不断爆发疫情，有可能是出现这个结果的原因。
在缺乏资源的地区，在疾病爆发时没有或只有非常有限的政府财政补偿的情况下，患病或接触了患病猪的猪通常会被屠宰或出售，这是可以预期的。其他研究表明，这些类型的应对机制是广泛存在的(Fasina et al., 2010; Dione et al., 2014; Lichoti et al., 2016; Chenais et al., 2017a; Chenais et al., 2017)。即使不同国家和研究环境的当地情况和养猪业做法可能略有不同，本文纳入的研究都是在以小农户养猪业为主的低收入国家进行的。因此，应对机制在许多方面很可能是相似的。由此，我们可以推测，虽然大型屠宰场会例行进行屠前检查，或作为实验设计（例如Gallardo et al. (2011) 和 Owolodun et al. (2010)）的一部分进行屠前检查，但来自屠宰场的样本中还是会有来自ASF潜伏期的猪的样本。在村庄屠宰板上屠宰的猪在很多情况下不需要进行任何屠前检查或肉类检查（例如Thomas et al (2016)的研究），因此，临床患病猪偶尔会被屠宰(Dione et al., 2014; Lichoti et al., 2016; Chenais et al., 2017a; Chenais et al., 2017b)。由此可知，任何声称将从待宰的猪身上提取的样本的结果推广到“生猪群体”的说法都必须谨慎对待。尽管如此，Gallardo等人和Thomas等人的研究表明，从猪身上采集的血液样本中，ASFV基因组呈阳性的比例相似并且非常高，这一点值得关注并需进一步的研究(Gallardo et al., 2011; Thomas et al., 2016)。
Okoth等人调查了肯尼亚两个地点的野生猪和家养猪的血液样本，发现来自一个地区的健康猪的ASFV基因组阳性的血液样本比例很高(在两次不同场合采集的143头不同的猪中占28%)(Okoth et al., 2013)。作者讨论了ASFV基因组阳性猪的猪场、在猪场附近看到的丛林猪以及到国家公园的距离之间可能存在的联系。作者进一步提到，如此高比例的ASFV基因组阳性猪可能表明，与该地区通常描述的高毒力毒株相比，这种流行病毒的毒力较低或为中等毒力，或者猪在基因上对ASFV感染具有抵抗力。但这项研究并没有为这两种假设提供证据。进一步的基因研究发现，这些猪与欧洲野猪的亲缘关系比在肯尼亚取样的其他猪更紧密(Mujibi et al., 2018)。Braae等人对来自坦桑尼亚两个地区的127头猪的血液进行了检测，发现三个样本的ASFV基因组经PCR检测呈阳性(Braae et al., 2015)。这些猪看起来很健康，但研究报告称，在取样时该地区爆发了疫情，影响了对这些样本状态的解读。在后续研究中，Uttenthal等人从相同的两个区域采集了猪样本，并检测它们是否存在ASF抗体(Uttenthal et al., 2013)。1- 16%的仔猪抗体呈阳性，其中6个月龄以下的仔猪比例最高。基于对经典猪瘟病毒的研究(Rangelova et al., 2012)，作者得出结论，这些阳性结果并不是因为母源抗体，而是源于在Braae et al.(2015)的研究中描述的疫情中幸存下来的猪传播的感染。然而，Penrith等人表明，从血清阳性母猪中出生的仔猪，在与疫情短暂相关的情况下，其母源抗体保持血清阳性至少4个月，有些长达6个月(Penrith et al., 2004)。在Uttenthal等人的研究中，血清阳性的仔猪是在疫情爆发后不久母猪受孕产生的，根据这些结果，它们仍然可能含有母源抗体(Uttenthal et al., 2013)。这强调了不能从用不同病毒进行的研究中推断证据的重要性。Olugasa等人对尼日利亚162例临床病例的组织样本进行了ASF抗体和ASFV基因组的检测，发现阳性样本的比例很高(尚不清楚结果是抗体-还是ASFV基因组阳性)( Olugasa and Ijagbone, 2007)。作者将这些结果描述为“在猪群中不断出现恢复的猪”。这一说法并没有得到现有数据的支持，相反，这些数据显示，出现类似于ASF临床症状的猪，其ASF抗体或ASFV基因组检测大多呈阳性。
在研究生猪猪群情况的综述性研究中，只有Muhangi等人的研究旨在调查是否存在长期的ASFV携带者。在该研究中，对来自乌干达241个猪场的700多头猪进行了两次血样采集，间隔约6个月，并检测了ASF抗体和ASFV基因组的存在。血液中唯一检测出ASFV基因组阳性的猪（3头）是在疫情爆发期间取样的猪(Muhangi et al., 2015)。
由于研究目的、实验设计和方法的不同，这些文献的结果对本次系统回顾的相关性程度不一。然而，重要的是，这些文献都是横向的田间实验(或是横向、纵向和实验室的组合研究)，没有一篇实际上调查了实验纳入的猪传播感染的能力。尽管如此，一些文献还是声称已经证实了携带者或持续性感染状态。而有些文献也经常在这方面被引用。
总而言之，除了Okoth等人(2013)的研究之外，如果检查不与疫情相关的、看起来健康的并且要继续保留的猪身上提取的血液样本，会发现ASFV基因组阳性猪的比例或者患病率非常低或者为零。而与疫情爆发(时间和地理)相关，打算继续保留的猪中较高比例的血液中可检测到ASFV基因组。在这方面值得注意的是，在资源匮乏的环境中，很少有疫情得到调查或报告(Chenais et al., 2015)，因此，不能把没有官方报道用来作为定义一个地区的疫情状态的依据。屠宰场采集的样本检测出ASFV基因组阳性的猪的比例高于田间采集的样本(器官样本比血液样本的阳性率更高)。然而，没有一篇文献提供任何证据表明ASFV基因组的发现是持续感染或携带者状态的表现。相反，证据表明，屠宰和出售是经常使用的应对机制。在组织或血液中ASFV基因组呈阳性的健康猪可能处于ASF的潜伏期或恢复期，大多数研究的设计无法定义感染时间。此外，没有一项研究显示任何能表明ASFV基因组阳性的猪可以传播感染，或它们处于慢性感染状态的结果。器官中阳性率高于血液阳性率进一步表明，PCR阳性猪传播感染的可能性有限，除非把它们屠宰并饲喂给易感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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